入川建国

崇祯十七年，张献忠率军进入四川。

此时的四川已因连年战乱民不聊生，明军腐败，地主豪强欺压百姓。他攻克成都后称帝，国号 “大西”，年号 “大顺”。

按常理新政权建立百姓当感畏惧，然而成都百姓起初却对他颇为欢迎。

原来张献忠颁布 “五不纪律”：不杀人、不放火、不奸淫、不宰耕牛、不抢财货，尤其下令 “不许擅杀平民”，还命士兵帮百姓耕种、修房。

那 “屠川” 说法从何而来？因张献忠对明朝官员、地主豪强毫不留情，没收其土地财产分予贫民，设立 “剥皮厂” 惩治贪官。

部分地主逃入山中，联合明军残部对抗，并散布 “张献忠杀人如麻” 的谣言。

加之清军入关后，南明与大西军在四川拉锯十余年，战乱、瘟疫、饥荒共同导致人口锐减，清朝为巩固统治，将罪责归咎于张献忠，称其 “屠尽四川六万万人口”，此说法显然夸大。

现代考证表明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减少是多重因素所致，不应全归于张献忠。

江口沉银

四川彭山江口镇流传着 “江口沉银” 的民谣：“石龙对石虎，金银万万五，谁人识得破，买到成都府。”

2017 年，考古学家在岷江河道发现大量金银文物，证实了传说的真实性。这些财物多为张献忠大西军从明朝藩王、贪官污吏与地主豪强处没收所得。

张献忠打仗时有一习惯，每克一城便抄没官府豪强财产作为军饷。后清军逼近四川，他率军北上抗清，将来不及带走的金银装船沉入江中，意图日后取回，不料沉银数百年后才重见天日。

江口沉银的发现，既证明了张献忠的财富来源，也反映出其 “劫富济贫” 的政策。

但不可否认，其队伍后期因粮草短缺，确有抢掠行为，这也是他被后世诟病的原因之一。

联明抗清

清军入关后，张献忠意识到最大的敌人已非明朝，而是满族政权。

他对部下说：“明朝虽腐败，但汉人与我们同根，如今满人入关，要亡我天下，需联合抗清。” 遂主动联系南明政权，提出 “联明抗清” 主张。

然南明内部矛盾重重，对大西军既利用又猜忌，错失合作良机。

顺治三年，张献忠率军北上抗清，在西充凤凰山遭清军突袭。

他正在指挥部队转移时，见远处有清军旗帜，不顾部下劝阻，亲自策马查看，被清军弓箭手射中，当场坠亡。

其四位义子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继续率领大西军抗清，后加入南明永历政权，在云贵地区坚持近二十年。

尤其是李定国，多次大败清军，成为南明抗清的中流砥柱。

民间记忆

官方史书中，张献忠被称为 “杀人魔王”“流寇”，但民间对他的评价截然不同。四川多地建有 “张爷庙”，百姓称他 “替天行道”，专杀贪官、保护贫民。

梓潼县七曲山庙本是供奉文昌帝君之地，百姓却将张献忠塑像移入，称他是文昌帝君化身，能保一方平安。

另有传说称，端午节挂艾叶、喝雄黄酒的习俗也与他有关：当年其军队路过某村，见百姓贫苦，便下令不犯此村，命士兵在门口插艾叶为标记，后此习俗延续至今。

民间传说虽有夸张，却反映出百姓对张献忠的感念 —— 因其政策多惠及贫苦大众。

在动荡年代，百姓只求生存，张献忠的队伍虽有暴力行为，但更多时候在与欺压百姓的权贵斗争，这是他在民间留下正面形象的根本原因。

张献忠的一生充满矛盾与争议。他出身贫苦，领导农民起义反抗明朝腐朽统治，提出 “均田免赋”，将土地粮食分予贫民，此为其进步性。

但他在统治中手段残酷，尤其对官僚豪强的镇压过于激烈，对社会造成破坏。

从历史视角看，张献忠起义是明末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，其失败亦属必然 —— 农民起义军虽能推翻旧政权，却难以建立新秩序，最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。

但不可否认，其斗争客观上打击了明朝统治，推动了历史进程。

至于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或许不能以简单的 “好”“坏” 评判。

正如史书所言：“张献忠者，乱世之雄也，其行虽暴，其心亦有为民之意。”

历史的真相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